2天前，看完《穹顶之下》后，有些想法，花三十分钟时间写了一篇《你在穹顶之下，我们在实地之上》发到微博上，不想这篇很粗糙的文章一下上了热榜。当然，意料之中的，收获无数的骂声。
作为已经久经骂声考验的人，我早已经修炼的皮糙肉厚波澜不惊。但是由于上篇文章写的比较仓促随意，有些未尽之言不吐不快，索性决定再写一篇文章。
把上篇文章下无数的反对声音归纳整理一下，其实无非就是两句话：1. 环境与发展不矛盾，我们完全可以在治理好雾霾的同时搞好发展。2. 在健康与发展经济之间，我们宁愿选择健康。
很可惜，这两点全是错的。
先说说第一条：环境与发展到底矛盾吗？
很多人坚信不矛盾，我们的政府也反复的宣传：决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但是，我不得不遗憾的告诉大家：发展与环境，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内，就是矛盾的。
关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有一个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
换言之，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内，发展与环境就是矛盾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必然带来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大幅度增加，而由于这时候经济还不够发达，国家和民众尚无法承担巨大的环境治理成本，环境就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恶化。
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随着民众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一方面产业逐渐升级换代，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投入大量的资金治理环境，而民众对于治理造成的生活成本上升也已经能够忍受。
当拐点出现以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就不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而在拐点到达前，很遗憾，环境与发展，就是矛盾的。
很多人振振有词的说：发达国经济发达环境又好，这说明环保和经济不矛盾啊。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成功的跨越了这个拐点，实现了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曾经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钢厂林立，数千座烟囱夜以继日排放着滚滚浓烟，雾霾天气严重时伸手不见五指；天降灰雨，城市好像被火山灰淹没的庞贝古城；洗涤后的衣物不能在室外晾晒，否则会变得更脏；这个城市中心的河流鱼虾绝迹，河水如同“六万种化合物调成的鸡尾酒”。
这个场景是否很熟悉？是哪里呢？北京？唐山？都不是，是曾经的德国鲁尔工业区。这里曾经是德国的工业中心和最繁荣地区。
现在的鲁尔矿区早已经今非昔比，成了环境优美鸟语花香的城市。但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地区环境治理的梦想是：鲁尔河上空蔚蓝色的天空。
鲁尔地区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是新兴工业部门的兴起导致钢铁煤炭工业的萧条，另一方面是欧洲八十年代严格的空气治理措施。鲁尔矿区很多的钢厂关闭，剩余的企业都采取了严格的环保措施。
那么，德国关闭的炼钢设备去了哪里呢？德国人以废铁般的价格，把很多淘汰下来的设备卖给了中国一个叫首都钢铁公司的企业。
80年代末期，随着欧洲钢铁行业的衰落，中国钢铁行业开始崛起，首钢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引进德国比利时的二手设备，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首钢成为中国企业的明星和北京的骄傲，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大量的工作机会。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随着经济的发展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首钢造成的环境污染越来越引起重视。为了保护首都的环境。首钢整体搬迁，2010年，在炼完最后一炉钢之后，首钢在北京地区的高炉永久性的关闭。
首钢搬迁到了河北，带动了整个河北钢铁行业的巨大发展和经济繁荣。然后，历史再一次开始重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环境的重视，河北地区钢铁行业开始限制产能。
也许有一天，首钢会再次搬到中国大西北，然后搬到东南亚，然后搬到非洲。只要人类需要钢材，钢铁企业就必然存在。只是建到哪里的问题。也许，一部分生产特种优质钢材的高技术钢铁企业会在大大提高环保标准后保留下来，高技术才有高利润，高利润才能承担不断上涨的人工和环保成本。
治理雾霾也好，治理其他环境问题也好。其实无非就两个办法：一是产业升级换代。二是提高环保标准和监管力度。但遗憾的是，这两者，都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
产业升级需要技术和资金的积累，我们先不去说他。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不能提高企业环保标准并严格监管呢？答案很简单：成本
无论是提高燃油标准还是讲原煤先洗后用，还是强迫企业安装运行各种环保装置，都必将推高成本。而成本的上涨，必将导致终端产品价格上涨，产品价格上涨又必然导致消费市场萎缩和出口竞争力下降，消费市场萎缩出口下降又必然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乃至亏损倒闭，而这又必然导致国家收入减少和居民消费能力下降，最终导致整个经济遭受重创。
经济重创，首先殃及的肯定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尤其是民工。
APEC期间，为了所谓的APEC蓝，中国关停了大量企业，导致了无数的工人尤其民工短时间失业。这种暂时的关闭或许可以忍受，但如果不是暂时的又如何呢？牺牲这些人换取蓝天，道德吗？
很多人认为：环保标准定得越高越好。这纯粹是无知和迂腐。
如果一个标准高到远远超出经济水平的层度，那么它制定出来的唯一作用就是被违反。
一个标准和制度能否被有效执行，取决于企业的承受能力和政府部门执法监管的能力。如果这个标准对于企业不是很难做到，守法成本低于违法成本，那么，企业就不容易违法。企业违法少，执法部门就容易监管和执法。
但如果一个标准高到让企业非常难以承受的地步，很多企业为了保持竞争力和生存就会选择违法。违法企业越多，监管成本和压力就越大。当违法达到一定的规模，监管和执法能力就将彻底崩溃，所谓的高标准，也就名存实亡。
所以，最好的环保标准，并不是最高环保标准。而是符合现有经济水平的，能够执行下去的最高环保标准。
环境的治理需要经济水平的支撑，这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般简单的道理。遗憾的是，很多人就是不明白或者装不明白。
柴静说英国治理环境时候经济继续增长，说明环保不会妨碍经济发展。这完全是对正确数据的错误解读，真相是：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为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能。因为只有经济快速发展，治理造成的生产生活成本增加和失业问题才不会那么难以忍受。
只要你不够富裕，你就没有资格享受蓝天白云。事实就是这么简单而残酷。
第二个问题，我们放弃发展能够换来健康吗？
很遗憾，不能。因为健康与经济发展从来都是要么兼得要么兼失。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贫穷的健康，也不存在富裕的不健康。恰恰相反，贫穷从来都是健康的最大敌人，而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则是健康的最大保障。
这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穷国的百姓拥有过健康。从来没有哪个贫困的地区拥有过健康。
只有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我们才能有良好的营养保障，才能有高质量的生活，才能有清洁卫生的饮食，才能有好的医疗保障，才能有高水平的医疗，才能有健全的医疗网络。
按省排列中国的人均寿命，上海第一，北京第二。按城市排，上海第一，北京第五。而且这些排行榜中，人均寿命和人均收入高度一致。所谓贫穷但健康的生活环境，现实中不存在。
我小时候，中国还很穷。我们去村里小卖铺打酱油，酱油缸里面漂浮着一条条白色的蛆虫。学校门口卖饮料的小贩，用黑色白色的化学粉末现场调制饮料，这种现在谁都不会给孩子喝的引流那时候是有钱孩子才能消费的起的东西。
你拒绝发展，当然就拒绝了雾霾，但同时也注定拒绝了健康。在雾霾漫天的京城，我们的健康状况其实比没有雾霾的年代已经好了太多。
有雾霾的富裕，比山清水秀的贫穷强千万倍！
有人说：柴静说了，我们要保护好环境也要好好发展经济。她唤起了我们对环境的重视。
很多时候，愿望是良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
在不断的宣传和渲染下，国人对于污染尤其雾霾的痛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癫狂程度。
中国历史上，“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是著名的教训。
那时候的人，同样的癫狂。积弱百年的国家终于完成统一，终于开始搞建设，终于要变富强了。
积蓄百年的热情，就这样被点燃了。从最高领袖到最基层的百姓，所有人都怀着美好的愿望和饱满的热情拼命的努力。
我们要繁荣，我们要富强，我们要赶英超美，我们要大干快上。我们可以的 ，我一定可以的，我们可以多快好省的建成共产主义，谁说不可以谁就是反革命。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而今天，在环保问题上，我们是否又在重复当年的那种癫狂？我们要消除雾霾，我们要保护环境，我们可以保护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我们可以的，我们一定可以的，谁说我们不可以谁就是人民公敌！
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不乐观。
环境治理当然要做，但在民众癫狂情绪推动下，不惜代价，不顾经济水平和承受能力，以越左越革命态度的痛下猛药，必将沉重打击中国经济并殃及最底层的民众。
我看过一张环保人士发的照片，农民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下从废旧电器上回收少的可怜的金属。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难道当事人不知道这种环境对人有害？如果他知道，那为什么他明明知道还选择这么做？答案很简单：他忍受这些，是为了不去忍受比这更难忍受的东西，那就是贫穷！自己的，还有孩子的贫穷
客观规律无法挑战，毛主席不能，柴静也不能。
脚踏实地，头脑冷静，权衡利弊，量力而行，稳步前进。这是中国在环境问题上唯一正确的选择。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